《小巷人家》:鹏飞开公司_筱婷去外企!91年的林家,92年的春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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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小巷人家》 的剧情中,向来忠厚老实、软弱可欺的庄超英居然发怒了。
对于所有人而言,我们是情绪的主人,情绪不是我们的主人。此时的庄超英,年过半百、成熟稳重,早就修炼成了情绪管理的 。
闲看花开花落,静观云卷云舒。在破天荒地顶撞父母之后,我行我素、破罐破摔的庄超英总算参透了人生的真谛。他不再无止境地满足父母的索取,而是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小家庭上。
这一次,庄超英意外的发飙,着实令人有些意外。
向鹏飞这孩子,虽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,但是脑子活、反应快、目标明确、执行力强,简直是经商的奇才。下海经商开公司、购买大巴跑运输,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他成了最早一批的创业者。
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。开公司、赚大钱,相比跪着要饭,鹏飞站着挣钱,一点也不寒碜。
大学毕业的庄筱婷,一心想去沿海地区、满门心思认准外企。当时的广州,机制灵活、机会遍地,对于筱婷这样的高材生,简直是广阔天地、大有可为。
正如庄图南说的那样,林栋哲在外企宝捷的收入是长三角地区收入的十几倍。在这样断层式的薪水 面前,广州自然对筱婷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。
毕竟,人往高处走、水往低处流是所有人的选择。
出人意料的是,对于女儿决定到广州闯荡的决定,庄超英罕见地发飙了。他们宁愿背上父母干涉、棒打鸳鸯的骂名,也不愿让筱婷去广州。
对于庄超英的发癫,站在旁人的视角,我们大概能猜出他的内心——女儿擅自决定远赴广州,是对父母的不尊重;以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,远嫁女儿就意味着天各一方。
在林家以往的大事小情中,庄超英总是扮演着老顽固的角色,而黄玲则是开明的现代家长。因此,夫妇两人在家庭关系、为人处世上总是意见相左。
唯有这一次,两人破天荒地达成了一致。筱婷想去广州打拼,庄超英不同意,黄玲也不同意。黄玲甚至不惜现身说法,以自己的遭遇劝说女儿留下。
毕竟,女性要想 ,必须要给自己留有退路。
父母反对,形势严峻。庄筱婷与林栋哲的感情,出现了危机。对于这样的局面,小情侣一百个不开心、一万个不乐意,庄超英在女儿与男友之间,扮演了法海的角色。
外甥做生意,女儿进外企——这样的人生剧本,换到如今的年代,大多数人做梦都会笑醒。然而,一旦我们代入庄超英的视角,就会发现他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、庸人自扰。
这一年,是1991年的上半年——距今不过33年的时间。
对于人生而言,三十岁已经即将步入下半场,但在时代和岁月的长河里,三十余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。
毕竟,从改革开放到今天,也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年。我们今天司空见惯、习以为常的事情,在当年约等于洪水猛兽。
事实上,在《小巷人家》的故事里,庄林两家的家长里短、儿女情长是摆在台面上的明线,而改革开放的激荡岁月才是剧中埋下的暗线。
从全剧的 秒开始,改革的春风渐渐地吹过了神州大地。恢复高考、知青返城、价格双轨、物价飞涨、投机倒把、企业改制,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名词,是庄林两家故事的时代底色。
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,改革是个新生事物,争论和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。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此时此刻,历史的时针指向了1991年。
这一年,东欧剧变愈演愈烈, 大国苏联解体,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遭到了重大的挫折。
同样是在这一年,在 “姓资”与“姓社”的路线之争中,国内对于市场经济反对批评的声音也甚嚣尘上、不绝于耳。
庄超英之所以不愿意让筱婷去广州,自然有他的考量。他是这样说的,“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?舆论的中心!人民日报、解放日报从二月份开始,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,市场还是计划,到现在尚未定论。”
从1984年确定市场经济以来,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、共同富裕虽然已经成为共识,但是改革注定是个曲折的过程。因此,伴随改革的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。
1991年的中国,经济路线之争、“姓资”还是“姓社”是全民热议的话题。
筱婷的就业,鹏飞的创业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真实故事。
在路线不明、前途未卜的情况下,庄超英想让筱婷选择稳定的工作,并不是自私和短视。无独有偶,鹏飞开设公司、创办企业,在当时而言,也缺乏制度层面的依据。在巨大的政策风险面前,庄超英不得不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。
最终,为这场路线之争一锤定音、画上句号的是邓公的南巡。在庄筱婷、林栋哲从交大毕业半年后,88岁高龄的邓公亲自出马、南下巡视。
从上海到深圳,从长三角到珠三角,邓公每到一处,不停地走、不停地看、不停地思考。正是在南巡的谈话中,邓公妙语连珠、金句频出。
“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也有计划;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,社会主义也有市场。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。”
“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些,敢于试验,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,看准了的,就要大胆地试、大胆地闯。”
“ 条是不要怕犯错误,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。”
……
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,在今天看来不觉惊奇,但在三十二年前,却是振聋反馈。
在南巡过后,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汹涌澎湃的下海潮,下海创业、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一般。这就是春天的故事的第二季。
在当年的《深圳特区报》上曾有一篇题为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的通讯。在全文的开头,有这样一段文字十分醒目,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,邓公的到来,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,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。”
历史就是这样,最激荡的时代,在最朴素的文字里。
一九九二年,那是一个春天。